开卷有益|日本的世界观:在中国的巨影下

【编者按】

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文化上与中国有很多相通之处。疫情期间,日本援助物资纸箱上的附言又感动了很多中国人。近日,美国日本史、中日关系史学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1922-2000)的作品《日本的世界观》中文版出版,他在书中探讨了近两百年来日本人的世界观所呈现的变化。我们再次邀请蔡徐坤粉丝读书会的读者疏于与墨,为大家朗读该书中《中国的巨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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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风藻》,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序中称“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

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的书写系统,文学、哲学及思想等方面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中国。中国文明很早便传入比较落后、尚未统一的日本,影响其文化的形成。此外,中国也是佛教的宗教价值观与宗派发展的渠道。日本的佛教虽源自印度,但其信仰表达和组织却是中国式的。所以,日本受中国文化秩序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是举世无双的。固然,包括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受邻国的影响并不真正比其他国家更大。赖肖尔指出,每个国家都曾摄取别国的文化,鼓励并强调日本的情况是错误的。最近,我们对日本史前史的认识增加,帮助我们更正确地了解日本的文化模仿。史前的日本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文化。那时日本与大陆连接,往来活动频繁,远超过文献记载。日本不但接受,而且还参与创造早期文明。例如,碳14的测定将日本列岛古代文明的年代推前,证明了日本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文明是从远古发展而来。有史以来,中国的影响虽大,但从未使日本在模仿、吸纳文化和制度的过程中不加选择和修改地接受。日本本身最基本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始终显著。

绳文女神,陶俑,日本绳文时代中期,高45厘米,现藏山形县立博物馆

心形陶俑,日本绳文时代后期,这一类型的陶俑面部皆呈心形,高30.5厘米,私人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保管

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日中关系在密切性和长远性上显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关乎日本本身,但更多与中国有关。我且列举互相作用的六个因素如下:

第一,日本的岛国性与孤立状态。日本远离外来影响的源流,比其他大国的实际情况更甚。要是把对马海峡比诸多佛海峡,倒是正好突出二者间的差异。海风、洋流、地理和距离都是使日本孤立的因素,除非日本人抱有持续的目的和外界接触。而且,我并不相信有人曾从日本游到朝鲜半岛去。16世纪葡萄牙人偶然来到日本,但那是因为被海风吹离航道所致。日本的岛国性使日本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意识到舶来品的价值。“唐物”独特且容易识别;进一步看,18世纪学者本居宣长所慨叹的“汉意”(即“中国精神”)也是如此。此外,诸如医药、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则有“汉方”、“汉画”、“汉诗”、“汉文”等,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是被定为和日本本土有别的“汉”。

《万叶集》,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使用汉字作为日语注音符号,一字对应一音,室町末期抄本,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第二,直到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自然,朝鲜在其中成为传递许多中国风物的渠道,但几乎更多是作为承载它的器皿。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人知道有印度。可是直到近代为止,印度始终遥不可及,而且佛教也是靠中文译本传入。换言之,日本的选择有限——在早期,除了中国便别无他国。日本处于一个文化领域的外围,而在它的另一边则是一片空白。

第三,以中国为楷模的持续性。和影响近代欧洲的腓尼基、希腊、罗马不同,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存在,而且具有强大力量。对日本而言,中国是古典时代、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是18世纪的法国,它是唯一的、经久不衰的文化巨人。英国或可自谓继承了罗马的伟绩,而俄国亦可声称继承了已经覆灭的拜占庭的遗产,常见问题但恒久延续的中国却一直是其过去遗产的优先继承人。

第四,中国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模式。它没有刻意去宣扬自己,因为它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克制谦逊,因此使日本在借鉴中国文化时更易挑选取舍。不过,任何努力都必须来自日本。由于路程遥远,危险常伴,且往来费用很高,所以,为此而作的努力需要有组织并要有决心。来自中国的唯一一次侵袭,是13世纪时蒙古人发动的,与汉人无关。在元朝,一些佛教僧侣东渡日本,传播禅宗;清朝初叶,也有若干儒家学者跋涉前往东瀛。然而,这些人之所以去日本是因为中国社会极其动荡——当时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不合中国模式。从明朝开国君主到近代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对日本的普遍态度是对其行为的指责,以及对其文化的漠不关心。

第五,日中交往是间歇性的。日本统治者只在必要的时期才鼓励交往,在日本文化发展高潮到来后必定减弱。从7世纪到9世纪,经过数百年的积极接触之后,交往逐渐变得缓慢不前;中世纪时商人和僧侣的交往,到了14世纪再次中断;15、16世纪时的官方使节活动,到1644年清朝入主中国后又告中止。此后直到近代,日中之间就只有小规模的商业往来。同样,中国文化间歇而集中地进口,正好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起伏相适应,从而明确何者为“日本”,何者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汉字写成的最早的文献便是描写天皇具有神格性的日本神话,用汉语训读组成最早的词汇中也就有“神道”一词。这并不奇怪。由此可见,中国帮忙定义了日本。另外,日本的孤立性使它能适应及同化中国文化,直到“日本精神”——“和魂”——能够包括不少中国文化的成分,所以近代的神道也带有老子和道教的影响。

第六,最后,中国人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地理或种族角度去解释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使日本知识分子有可能完全置身于中国的文化秩序中。令人惊诧的是,即使在20世纪的日本,通俗小说的作者都还期待着读者能够通晓大量的中国诗歌、散文、历史的典故。中国人与日本人虽然没有共通的语言,但可以借笔谈沟通思想。现在这种交谈方式虽已日渐淡薄,但就在1972年,田中首相还鼓起勇气给毛泽东赠送一首据说是自撰的诗,收到的回礼则是一部《离骚》。

【朗读书籍】

《日本的世界观》

【美】马里乌斯·詹森/著 柳立言/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2月版

詹森教授分别用三讲,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时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并给自己定位,勾勒近代日本的大转向。

【延伸阅读】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美】马里乌斯·詹森/著 曾小楚/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9年5月版

明治维新百年后,坂本龙马借助小说的畅销和影视剧的热播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本书中,詹森教授详细叙述了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一生,还原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时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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